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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田园建筑奖项设置的缘由
    第二届田园建筑优秀实例于2016年12月公布。这项由住建部于2015年启动的评选活动,旨在推动广大乡村建筑艺术水准和设计水平的提高。相比于第一届,第二届的评选最大的变化在于将一等奖分成了六个不同类型,并且规定每个类型只能有一个一等奖作品。
    分类是为了让评选的结果更有覆盖性。乡村建筑从大类上分,有存量和增量两类,存量指的是旧房改造利用,增量是指新建。这两种建筑的设计逻辑是有较大差别的,很难做出公正合理的比较,所以有必要分开。从功能上分,乡村建筑主要有居住和公共两类,这两类建筑的设计水平也很难比较,因此也有必要分开。另外,在乡村做设计,公益性往往特别重要,这与纯粹设计专业的评奖也有所不同。综合各方考虑,本次评选为一等奖设置了六个奖项:最佳建筑艺术创作、最佳田园居住民房、最佳乡土文化传承、最佳社会经济公益、最佳废旧建筑再利用和最佳探索实验创新。
    一等奖的“唯一性”,是为了提高评选活动的含金量。评选是一次游戏,一次严肃的游戏。评估一个游戏是否功,参与人数是重要指标。参与人数又是跟行业和社会的关注度成正比的。让最高奖具有唯一性,就是为了高关注度。这对那些设计水平很高,与第一名其实差距很小的作品而言,确实是不公平的。但是为了行业的整利益,这样的“牺牲”在所难免。从评选结果看,六个一等奖作品也确实有足够的含金量。获得最佳建筑艺术创作西浜村昆曲学社和最佳废旧建筑再利用的祝家甸村砖厂改造,均出自崔院士之手;获得最佳田园居住民房的文建民居,是中国美院王澍教授在文村沉浸三年的作品;获得最佳乡土文化传承的阿者科村蘑菇房改造,是民大师朱良文老先生近年来奋力开展“民居保卫战”的成果;获得最佳社会经济公益的栖霞古镇都村民居改造,是天津张玉坤教授团队长期从事民居研究和保护的结晶;获得最佳探索实验创新的甘肃马岔村活动中心,其设计师是年从事夯土技术研究与改良的穆钧老师。
    2.乡村遗产保护的思路与行动逻辑
    本人的专业是乡村遗产保护,下面结合这个专业,谈谈探索型乡村建筑设计在乡村遗产保护中所起的作用。
根据这几年的实践经验,我们的工作思路可大致总结为:从乡村遗产的价值特征出发,用发现和拓展社会公众的遗产需求的方式,来实现最大范围的乡村遗产保护。价值研究领域,一方面是为了发现遗产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是用来指导保护实践的实际操作。乡村遗产的价值研究需要建筑、规划、地理、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合作与交流,而且通常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即随着时间推移有可能会有新发现或观点修正。保护实践领域,一方面是围绕遗产价值而展开的,即根据价值重要性来确定遗产载体(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的保护先后次序和严格程度;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需求,来确定遗产载体的功能转换和改造方式,以求获得最大程度的社会支持。
    根据上述思路,我们的行动逻辑可进一步表述为:(1)中国作为农耕大国,乡村文化遗产意义重大;(2)遗产能保多少,取决于国家力度,更取决于遗产观念的普及程度;(3)遗产观念的普及,取决于民众的自觉水平,更取决于社会公众的需求程度;(4)扩大和创造民众的遗产需求,关键在于实现传统和现代的互通互动;(5)传统和现代的互通互动,需要用文化创意来搭建桥梁。
    世界三大文明包括农耕、游牧和商业三类。农耕文明最大的载体和最好的见证,就是中国的乡村遗产。保留并持续研究这份文化遗产,不但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需要,也是中国为世界文明应做的贡献。住建部联合财政部、国家文物局、文化部等部门,于2012年成立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专家委员会,冯骥才先生担任主任委员。该委员会自2012年开始,每年评选一次中国传统村落,至今已经评出四批共4153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构成了保留至今的中国乡村遗产的基本盘。在住建部等部门和专家委员会的努力下,也从财政部争取到一部分资金,用于名录内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与此同时,又发动各大媒体对传统村落进行持续性报道。这些举措为全社会营造出一种爱护和保护传统村落的风气创造了条件,使得传统村落成为近年来最为热门的社会词汇之一。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文村村民居改造
    3.乡村遗产保护应与社会需求相结合
    乡村遗产保护的国家行为和社会风气的营造,提高了公众的自觉意识。然而,相比于数量庞大的乡村遗产所需要的巨额保护资金(假设今年将要评出1000个左右的中国传统村落,总数将在5000个左右;每个村落所需保护与发展资金以5000万元计,总额就是2500亿),光靠国家行为和民众自觉仍然是不够的,尤其是短期之内这些村落还依然面临着空心化和建设性破坏的威胁。我们还需要将遗产保护融入村民、市民的日常生活,也就是把乡村遗产保护与社会需求相结合,这样才能进一步摊薄成本,从而大大拓展保护范围。
    要实现乡村遗产和社会需求的结合,就需要深入了解社会需求在哪些方面需要和有可能让遗产介入。学习知识文化是遗产的首要功能。从学习的规律看,体验型学习比灌输型学习的效果要好得多,因此在遗产学习的策划中不光要展示和解释遗产,还要着重设计可让人亲身体验的环节。餐饮是能够让遗产物质空间产生较大受众数量的行业,其意义不仅在于经济价值,更在于寓教于“吃”,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受到了遗产的熏陶。由于餐饮要配备后厨,会对遗产带来消防隐患,所以要研究何种遗产适合植入厨房空间,并且如何实现与遗产空间适当隔离。住宿是让人产生更长时间体验文化遗产的行为,但是它对遗产空间的内部改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实现遗产真实性损耗最小化和居住舒适性最大化,是设计人员要不断研发的技术。娱乐也是人类的本性需求,遗产空间是否有可能注入娱乐,如何避免娱乐的低俗化而尽可能提高其文化内涵,也是值得我们不断研究的问题。
    发掘并扩大社会公众对乡村遗产的需求,一个关键之处是在于让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产生互联互通。遗产诞生于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别,从物质上说是前者自给自足而后者依赖现代基础设施,从精神上说是前者重等级权威而后者重自由平等。因此,要想将遗产很好地融入现代生活,就需要理性地看待遗产的长板和短板。我们要不断地探索如何在遗产之中价值相对薄弱的环节,有效地植入平等自由的精神,这样才能以真实性最小损失的代价来获得空间效益的最大化。
    4.连通传统与现代文化带来的争议
    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互联互通,可以在很多方式上实现,比如乡村博物馆、村民中心、手工艺商品店、茶室、咖啡馆、客栈民宿、自然教育、亲子活动等。设计师可以在其中发挥大作用。一个有效连通传统和现代的作品或项目,往往具有超出预期的爆发效应,同时也可能伴随有相当程度的争议。
    王澍在浙江富阳文村做的改造设计,就出现了不同意见的声音。反对者给出的一个主要理由,是经过王澍改造之后的文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文村。这个理由并非没有道理,但我们不妨设想,假如真的回到“原来的那个文村”,会是怎样的局面?首先一个问题,当然是“回不去”,因为一多半的传统民居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都已经拆除并且改成小洋楼了,完全重建也不符合遗产的基本原则。其次,就算全部按原样重建,现阶段的村民也很难接受,因为真正的传统民居住起来还是有很多不便之处的,至少需要在内部做相当程度的改造。先大费周折重建,再大费周折改造,实在是没有必要。再次,王澍本人更不会接受。设计总归是一项创作活动,照搬过去和抄袭别人都属于“违法行为”。设计能力强的设计师,通常也会具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反对文村者,真正的原因大概也是反对将过于明显的个人风格,施加于传统的村落。假如文村还是一个保存完整的传统村落,王澍是不是会交出另一份不一样的答卷呢?我们没法知晓答案了。我们所知道的,是王澍在面对一个已经破坏了一大半的村落时,用他自己的风格进行了“创作”——即使他寻找和恢复了很多的传统元素和地方材料,但依然是带有明显个人风格的创作。这样一种个人风格,如果将其取消,文村恐怕也就无法引起大家如此高的关注了。从扩大遗产的社会需求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富阳的另一个获奖作品——东梓关回迁房,也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设计项目。尽管设计师孟凡浩的灵感来自于吴冠中充满传统韵味的抽象画,但是这一组房屋还是被部分传统文化爱好者视为过于现代,同时又一度被村民们视为不够“欧派”(杭州郊区的村民们普遍选择欧式小洋楼)。将抽象画转变成实际的建筑,看似简单,实则相当困难,因为实际使用上的功能安排和具体尺寸上的平衡把握对设计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东梓关回迁房建成后的效果,可以说是基本上达到了设计师的预想,这一点可谓难能可贵。更有趣味的事情还是村民对这组房屋的态度:原本是不接受的,只是因为政府部门力推和设计师反复说明而勉强同意;后来这组房子突然被网友们发现,并且被捧为“最美回迁房”的网红项目,致使经常有游客到访,村民们的态度也开始转为积极。
    相比之下,设计水准和艺术水平并不亚于上述富阳两个项目的昆山昆曲学社和祝家甸村砖厂改造,所得到的社会关注是要少一个量级的。在百度上搜索富阳文村、富阳东梓关、昆山昆曲学社、昆山祝家甸这四个关键词,分别得到105000、129000、67100、12900个结果。昆山昆曲学社和祝家甸村砖厂改造都属于乡村里的公共建筑项目。公建和民居的性质有所不同,前者因为不直接涉及村民的诉求,所以操作起来更有利于设计师的发挥,但也因此减少了“获得争议”的机会。
    在乡村做设计,尤其是在有遗产环境的乡村里做设计,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